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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志青:环境治理要充分发挥人的作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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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本文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去年在“蓝天碧水沙龙之太湖治理主题沙龙”上的发言整理,供大家参考。

    尽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有着内在的某种相关关系等规律,但历史证明,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,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恰恰就是与这样一些环境事件密不可分,环境事件所带来的警醒、和推动等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固有看法,进而促使了个体与集体环境意识的苏醒和觉醒,这里面既有偶然性,与此同时也不乏确定的因素,这个最重要的确定因素就在于,如何理解和看待“人”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,我想谈一谈个人的几点体会。

    第一、环境保护的三轮驱动,本质就是驱动“人”的问题。根据现有的经验,主要有三个层面的要素在发挥作用。

    一是政府,这里指的是“大政府”的概念,包括了党政、代议机构以及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,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,所依靠的是国家机器背后的强制力,因此政府的要素在环境治理中往往代表着国家意志,缺乏了这个国家意志,环境治理就无法真正从个体的无意识走向集体理性;

    二是市场,市场要素本身是一个悖论,环境问题的出现与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和失灵有关,那如何又要借助于市场本身来纠偏呢?这里的市场其实有两层含义,第一层含义是如何完善和创造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,譬如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等;第二层含义是说市场中的两类主体,即“企业和消费者”如何在现有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下展开节能减排,转变生产和生活等发展方式,对此,市场要素所体现的其实是一种激励机制,胜利彩票用激励机制来推动绿色的转型和发展。

    三是社会,指的是社会个体在生产与消费活动之外,所开展的各种活动方式,包括自发的或有组织的活动方式,譬如环境保护的宣教、公众参与、监督等等。社会要素在环境治理中所体现的其实一种更高层次上的“自省”,建立一种在脱离制度约束和经济激励条件下的自律规范。总体上,任何一个社会,要想真正保护好环境,解决环境问题,都无法离开上述三个层面要素的共同作用。当然,在不同阶段上,各种要素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。而无论是侧重于哪个要素,都离不开“人”的作用。

    以一次主题沙龙为例,沙龙上,我们有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参与者,也有一线企业家,胜利彩票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,胜利彩票还有热爱的个人,如果说这样的沙龙讨论能碰撞各种观点,激发灵感,在推动环保上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,那么我们再来看沙龙讨论活动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?其实,胜利彩票是离不开每个参与沙龙的“人”在环保事业上的热情和追求,正是代表每种角色的“人”在发挥着各自本职工作之外的额外影响和作用,才逐步推动着各种环保事业的前进。回过头来看上述政府、市场和社会三种要素,要想真正地将各种要素的职能与环境保护的目标偶合起来,就不得不依赖于“人”的桥梁作用,这是因为,相对于单一的制度、激励以及活动等而言,人的行为选择上有着高度的复杂性。

    第二,当前环境治理的难点,就是如何解决“人”在行为选择上的复杂性问题。根据不同的标准,“人”有着多重的社会经济属性,一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,与此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消费者,社会体系中的公民,这样多重的社会经济属性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,造成了行为选择上的复杂性。譬如,在环保的过程中,作为政府部门的公务员,需要服从上级政府的安排,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者,则又要实现效用的最大化,而作为社会中的公民,则还要展现社会责任感,个体与集体、利己与利他等等之间互为作用。除此之外,人往往还有一些从属性的社会经济属性,比如不同层级的公务员、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、不同社区里的公民等等,使得行为选择更加难以琢磨。这意味着,“人”有多重性,而多重性的存在会影响到制度、激励以及各种活动及资源配置的有效性,使得理想化的理论往往难以解释现实。假如我们工作中,仅仅对这些“人”的属性进行简单化的假设,其结果无疑是,美好的制度变成空中楼阁,“合理的”激励事与愿违,“说教式”的宣教和公众参与陷入形式主义,甚至反其道而行之。应该说,这样的类似教训在环境保护工作过程中比比皆是,这也正是当下阶段里环境保护运动的最主要症结所在。

    第三,不能简单沿用西方的环境制度来治理环境,要从文化自觉的根子上来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。怎么解决“人”的复杂性问题呢?一刀切的方法固然简单,但却并不是一个长期有效的方法,一刀切极有可能在治理肿瘤的与此同时也切掉了正常的器官,损害到我们的肌体。是否全面借鉴西方在环境保护上的经验就可以了呢?比如,采用类似的环保制度、政策、措施和技术?显然,在过去的环境保护过程中,我们一直这么尝试着,我们不缺乏环境保护的制度,但却发现有的制度并不“接地气”,我们也不缺乏执行环境保护制度的决心,但却发现决心还是比不上人情,我们也不缺乏环保技术研发的投入,但却发现研发的技术无法在市场中落地,最后,我们也不缺乏环保的宣教,但却发现有的宣教在现实面前苍白无力。事实上,我们最缺的并不是环境保护的“形”,而是缺环境保护的“神”。体现在“人”身上,这个“神”就是我们的文化,也就是如何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价值观,很大程度上,我们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宝库中寻找自身的生态价值观,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上的“文化自觉”,才足以破解人性上的种种复杂性,筑起一道坚固的生态屏障。然后,在此基础上再辅之以环境保护的各种制度、政策、技术等,最终形成现代意义上三轮驱动的生态文明国家治理体系。

    总之,在环境治理的过程,我们要充分认识到“文化自觉”的重要作用,真正反思我们走过的发展道路,转变我们的发展理念。

责任编辑:童志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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